东西问丨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北京12月18日电 题: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孙晓波 佟西中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下一阶段中心任务,并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受访学者认为,中共以此表明将走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目前学界较流行的观点,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变迁过程。以现代化创造出远远超越传统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所在。
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这是中国实际情况与现代化普遍规律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路径同时也是目标。
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被学界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五个重要特征”。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据2022年相关人口资料,中国人口(约14.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18%,大致相当于10个俄罗斯(1.45亿),3个欧盟(4.468亿),4个美国(3.32亿)。
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未有如此巨大人口体量的国家进入现代化。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人。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委员张连起说,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整体迈进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2022年10月1日,民众在上海外滩滨江步道上一边跑步、一边挥舞国旗,欢度国庆假期。殷立勤 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必然是内在特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他说,相比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明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
分析认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多颇章乡嘎东团结新村易地搬迁安置点,技术人员为从海拔4300多米搬迁下来的群众检查夜间照明设施。宋卫星 摄中国式现代化还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竹立家表示,对比西方一些国家依靠侵略、殖民、掠夺、剥削积累的原始资本实现现代化,中国选择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世界历史表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
北京长安街沿线2022国庆主题诸花坛中的“命运共同体”花坛,以地球、和平鸽、飘带为主景,寓意深化全球发展合作,共创共享和平繁荣美好未来。赵文宇 摄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竹立家看来,这些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9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王虎学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两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基本特质的规定”。他说,从价值导向看,也是人民至上、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张连起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形成了系统协调的现代文明新形态。
他说,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单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在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看来,二十大报告相关内容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叶小文指出,长久以来,因占据现代化发展早期红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现代化话语权,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认为现代化只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发生。他说,“中国共产党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逻辑的超越,重写了世界现代化理论。”
一以贯之的现代化追求
回顾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寻路现代化就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起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到现在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已经越来越丰富,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贺新元看来,这一论断是路径和目标的合二为一,将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融为了一体。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后发者的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一路追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跃升,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
2021年7月1日,即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中共正式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二十大开始,中心任务变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1年7月,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以建党百年庆祝大会景观为背景拍照留念。陈晓根 摄王虎学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且是唯一正确的必由之路,“这是在不断的探索、实践、斗争、革命、建设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且走得通的”。
竹立家表示,从现代化的理论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理论是需要实践支撑,并由实践检验。中国已经用发展事实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行之有效的。
在鄢一龙看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者实际上是一体的,但内涵角度各有侧重,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使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强国某种意义上可以画等号,现代化强国建成之日就是民族复兴之时。”他说。
那么,如何完成中心任务,实现百年奋斗目标,达成历史使命?二十大报告也给出了明确答案。
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
纵观人类发展史和现代化历程,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分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游玩。蒋启明 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发展路径上区别明显。习近平曾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表示,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理论也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迷信,开辟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现代化本身定义就是开放的,没有标准化的现代化模式。在王虎学看来,现代化代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怎么实现现代化,道路千条万条。他说,在现代化之路上,过去西方走在前面,所以话语被西方垄断,一度有人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说:“北京以高层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要光明正大、毫不含蓄地选择自己的路径。”
鄢一龙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它开辟了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完)
民众在重庆广阳岛一处露营地搭起帐篷,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何蓬磊 摄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在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大会举行******边会现场讨论环节。 王健龙 摄 中新网马德里12月10日电 马德里当地时间9日,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融通气候与健康传播等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次边会由中国新闻社、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这也是中国新闻社连续第七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举办该主题边会。 本次边会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综合部副主任张志强主持主题发言、中新社经济部记者夏宾主持圆桌讨论。 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副司长孙桢。夏宾 摄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副司长孙桢在致辞中表示,做好气候传播必须认清气候传播本身的特点,其大环境与其他传播不同,气候问题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难以从切身感受得到系统认识。低碳行动和能源转型的难度较大,对于传播工作也带来一定困难。 同时应注意到气候传播的国际合作也存在困难,各方在传播时难免带有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传播就变得不那么容易把握。 下一步气候传播应该怎么做?孙桢表示,首先,要做气候传播过程中必须意识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其次,讲清楚适应气候变化的故事、讲清楚气候变化的灾害,加强采取行动的紧迫性;第三,做好信息的传达工作,把做气候传播的身段放下来,回到好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夏宾 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表示,过去十年,中国的气候传播从零开始,逐渐成长。未来要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总结气候传播规律,打造气候传播工具箱,更好地指导气候传播各行为主体做好气候传播,并面向中小学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开展气候传播教育。 印度地球政策中心主席拉杰德拉·山地。夏宾 摄印度地球政策中心主席拉杰德拉·山地认为,当前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紧迫感的认识实在不够。 “图片分析没有用、预测没有用、过去和现在的图片对比没有用、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的照片没有用,所有东西都不能让人们警醒起来。”他呼吁,每个人都不能事不关己地坐着,必须站起来去对应气候变化。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副校长黄南松。夏宾 摄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副校长黄南松认为,气候变化并没有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这是人们不愿意采取措施的一个主要因素。温室气体排放是工业发展的伴随结果之一,过去的人们并没有预料到未来会产生如此的严重后果。一些民众倾向于利用这场危机的原因和后果的不确定性,产生“过度乐观”的态度。 他还指出,许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潜在的、遥远的。2018年,一项关于公共政策优先事项的研究中,大多数人认为恐怖主义,教育和经济等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分别有73%、72%和71%的人认为是最重要的议题,而气候变化在名单上的优先级接近最低,只有46%的人认可它的重要性。 “看不到明显成果、缺乏成就感的情况下,坚持采取行动缓解气候变化是非常困难的。”黄南松说。 世界银行碳市场和创新部门项目经理普提。夏宾 摄世界银行碳市场和创新部门项目经理普提谈到了传播碳定价的重要性。他指出,关键利益相关者快速成为政策支持倡导者,同时获取了对政策的宝贵反馈,在预期和效益的推动下,传播碳定价愈加重要。 能源基金会传播总监荆卉。夏宾 摄如何走向低碳生活,能源基金会传播总监荆卉指出,可通过减少浪费型消费、选择高能效产品及寻求转化模式来实现。 在传播低碳生活方式上,荆卉建议,建立“低碳消费”、“高品质美好生活”和“可持续增长”的关联;把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与人们对当下的关注点相结合,聚焦“此时此刻”;基于价值观进行信息设计,尊重利益诉求,提供能够满足利益诉求的低碳选择;传播具体的、系统性的行为指导;把握有理性更有温度同时贴近生活、时尚、共创的调性。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气候应对处副处长张嫄。 夏宾 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气候应对处副处长张嫄指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价值和意义的内涵也是丰富和多方面的。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机构、个人,在不同的参与环境中,如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要解决的排放问题以及减排的路径选择,对公众参与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因而采取不同的目标导向和政策工具,导致相应的行为表现和效果也不尽相同。 “因此,从强化公众低碳意识、理念到采取具体行动,国内外不同城市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张嫄说。 守望地球理事会理事长谌良仲。夏宾 摄守望地球理事会理事长谌良仲表示,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基于科学和经济上可行的方案,而制定科学和经济上可行的方案,必须基于长期的野外监测的基础数据。野外科研和监测,贵在长期坚持,而野外监测的现场第一手数据的采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既耗时,又昂贵。公众科研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找到贡献自身力量的途径,为科学研究动员了大批承担日常基础工作的人手,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思路和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 深圳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陈素平。夏宾 摄深圳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陈素平说,提高气候传播要增强公众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关注,可通过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知识的传播、增强全社会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关注。 在圆桌讨论环节,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中国项目总监刘强、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项目主管王彬彬、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吴海荣、绿色创新发展中心运营总监汪燕辉、美国环保协会多边气候战略主任兼首席顾问AlexHanafi对中国气候传播的效果、中国气候传播的经验及学校、媒体、政府如何联手进行气候传播等热点议题进行了探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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